去年暑假回北京的时候,在书房里,爸爸整理书柜的时候取出一张老黑白照片,是一位着长袍的清瘦老人半身像,老人慈眉善目、长髯童颜,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感觉,爸爸说这是我的祖爷爷,出生于1894年贵州的一个小康家庭。

当时辛亥革命后,贵州虽然偏远,却有许多进步人士,祖爷爷的三哥严仁珊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贺龙的秘书长,也是进步周刊《达德周刊》的发行部主任,编辑主任则是爱国教育家黄齐生先生。1917年黄齐生先生组织了三十多位达德学子前往国外学习政治经济学,期望在思想上找到出路以改变中国,他们这批人先后去了日本和欧洲,严仁珊也让自己的七弟也就是我的祖爷爷一同前往。

祖爷爷先后在日本、英国、法国待了近十年,学习政治经济学,1925年回国后做过军官、江苏各地县长,抗战的时候调回贵州湄潭任县长。

黔北的湄潭小镇偏远落后,但湄江水蜿蜒逶迤,整个小镇一面靠山,三面环江,这里青山绿水、富饶生态,人民淳朴厚道,在那个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很符合祖爷爷的气质。不过祖爷爷并不是只顾自己的小家,他时刻关心着外部世界。1939年当他得知浙大准备第四次西迁时,便立刻给竺可桢校长写信,强烈表达了要帮助浙大落户湄潭的愿望。

祖爷爷深知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民族的振兴,而其根基在于教育。一个偏远小镇的发展也需要借助浙大这样的平台才能脱胎换骨。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祖爷爷亲自绘制过湄潭县的全景图,并且把大学用的287间房屋逐一标出。他用诚挚的热情和实际行动争取到竺可桢校长的信任,全力支持竺可桢校长“科教兴国”“保文化根脉”“培养能改变国运人才”的理念。在湄潭内部,祖爷爷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强势推动。他既要和竺可桢校长配合争取官方批准,密告在军队入驻前搬迁占地,也要和地方乡绅沟通理念,做出许诺,还要给懵懂的民众大力宣传,为浙大解决更多的房舍和实际生活问题。虽然很难,好在天遂人愿,1940年遵湄两地通车后,浙大农学院和理学院的理科系最终落户湄潭。随后不久,祖爷爷接到调任通知,在走之前,他还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他主持了浙大实验中学与原湄潭县立中学合并为浙大附中的会议,也就是现在当地一流的求是中学,但在最初浙大的高标准和当地的落后所造成的想法和利益的冲突面前,却不得不让祖爷爷费尽脑筋去协调解决。

中间三位是严溥泉和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大儿子严文灿(中国核工业两弹非核技术专家,任核工业部厂221总工程师)、二儿子严文清(兰州铁路设计院的总工,桥梁专家苏核专家)

1940年祖爷爷调离湄潭,1942年就因党派斗争入狱。值得欣慰的是浙大在湄潭扎根的7年,史称浙大历史上最辉煌的7年,在物理、生物、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绩,真正成为中国科学的希望。湄潭山水滋养了浙大,同样浙大的进入也彻底改写了湄潭这座小城的发展轨迹。湄潭不仅进入了汽车、现代通讯和电气化时代,也因浙大对当地生态的整体研究而实现了经济进步,新鲜的大学气息更是对连男人都要裹头巾的当地百姓造成了视觉震撼和心灵冲击。这是祖爷爷作为曾经的湄潭行政长官留下的最好财富。

入狱后的祖爷爷曾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过个人的荣辱在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算不得什么,嘱咐他们好好学习,能像浙大的子弟一样成为对国家有用的科技人才。我的爷爷和他的弟弟没有辜负祖爷爷的期望,他们变卖家产、勤工俭学,在逆境中努力学习。二爷爷考取同济建筑系,成为桥梁专家。我的爷爷严文灿精通英语、俄语、德语,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成员到苏联参与建厂谈判,并因在机电工程方面技术突出被国家选中,于1960年调入二机部九院 ,开始中国两弹的研制,同年32岁的爷爷作为中高级技术人员又转至青海,在那里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实现专业技术上的突破。正是爷爷这种奉献精神和持之以恒,让他成为两弹非核装置的技术带头人、新中国军工的功勋人员、国务院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并获得国防科工委荣誉证章等,他们的儿女也都继承了父辈的愿望,勤勤恳恳读书,在各大院校和企事业单位从事与理工有关的工作。

2022年8月19日,浙大贵州校友会的会长黄德本(右三)、副会长薛正华(右二)、吴倩华(右一),高鹏(左二)、何琦(左一),在严溥泉县长远房亲戚高鹏先生的陪同下,到严溥泉县长夫妇的墓前进行祭拜。献花蓝的有:浙大贵州校友会、湄潭气象历史文化编写组、寻访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

听爸爸回顾这些历史,我心潮澎湃,确实严家都是读书人,无论顺境逆境祖辈们都不曾懈怠,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报效祖国,是我的好榜样。虽然我还没有仔细想过长大要做什么,学什么,但我明白一步一个脚印,现在的我就应该继承这种家风,多一份认真,多一份坚毅,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摘星的机会。  

此文2020年获深圳福田区梅园小学特等奖,作者系该校五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