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的湄潭岁月

邬大光

题记:贵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大学百年迁徙史必须要去的省份。这里曾是抗日战争和“三线建设”时期许多大学迁徙的目的地,是研究大学迁徙的“富矿”之一。在抗战时期,贵州既有西迁的浙江大学,也有为支援抗战建立的贵阳医学院,还有厦大“血脉”大夏大学播下的“种子”——今天的贵州师范大学。在“三线建设时期”,既有从东北西迁而来的大连医学院——今天的遵义医科大学,也有具有部分血缘关系的贵州中医药大学等,今天贵州的许多高校都可以找到迁徙大学的基因。三年前,曾到六盘水市,参观了“三线建设纪念馆”,这是我第一次在贵州考察大学迁徙。2017年,我曾两次参观西湖畔的浙大校史馆,脑海中留下了许多问题和好奇。不久前的11月6日-9日,在铜仁学院有学术活动,特意提前一天出发,专为浙大而来,走访了浙大在湄潭办学的所有旧址。第一站是湄潭县城的文庙,曾是浙大校总部旧址;第二站是湄潭茶园基地,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式万亩茶园,却也有着浙大的“身影”;第三站是永兴古镇,曾是浙大分部旧址,集中了当时浙大的一年级新生。此行收获实在丰富,现整理出来,与各位分享。

一、县城里的浙大:

一所大学与一座文庙的结缘

11月5日上午从厦门出发,到达已是中午,与接机的铜仁学院老校长侯长林教授直奔湄潭,开启了此次重走浙大迁徙路之旅。从遵义茅台机场到湄潭,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浙大最初计划迁往安顺,在机缘巧合之下与湄潭结缘。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把浙大迁到贵州安顺或云南建水,巧遇在省里任职的陈世贤、陈世哲等湄潭人,加之当时的湄潭县长严溥泉的极力推荐,经实地考查后决定迁往湄潭,利用文庙办学,一所大学与一座小县城从此结缘。

自研究中国大学迁徙以来,我注意到一个被人忽视的现象,即抗战西迁的大学多落脚于寺庙、宗祠之中,而很多高校的原校址则被日军占为军营,我将之概括为“寺庙里的大学与大学里的军营”,浙大落户湄潭文庙就是个典型。小小的一座文庙瞬间变为校长办公室、图书馆、教室、教师和留学生宿舍等,成为了一所名符其实的“寺庙里的大学”。1990年,文庙全面维修,建成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由当时浙大随迁教授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题写,成为今天全国不多的以西迁办学内容为主题的专题陈列馆。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浙大办公室、图书馆旧址  (湄潭文庙)石碑

湄潭文庙依山而建,门前立有两个石碑,一个是1997年由湄潭县政府所立“湄潭文庙维修记”记事碑,另一个是2006年由国务院和贵州省政府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湄潭浙江大学旧址纪念碑”。沿着台阶进入院落,殿宇、楼阁连成一体,因坡就势,次第升高,层层迭上。陈列馆分布在东西庑和钟鼓楼,共六个展厅,分别为“漫漫西迁路”“遵湄办学史”“竺公风德颂”“求是群芳谱”“今日求是园”“湄杭情意深”。陈列馆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讲述着浙大在湄潭七年的办学历程,内设有“竺可桢起居及办公室”“浙大学子挑灯夜读的寝室”“苏步青教授一家”为主题的仿造场景。在大成门后檐柱上有一副对联,概括了浙大在此办学的经历:抗日烽火遍九州忆青衿负笈千里来此山明水秀地,报国壮志在四海看红松拔地万株尽为社会栋梁材。这是1990年7月陈列馆开馆典礼上,浙大贵州校友会会长安毅夫所题。

游览整个陈列馆,有几个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特记录下来,待后续研究考证:

其一,展文记录:1937年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9月21日,浙大将250名新生安置在浙皖交界的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并推行“导师制”,开创国内高校导师制的先河,开始了浙大西迁的序曲。学界关注大学“导师制”的人很多,但恐怕没有人将“导师制”与大学迁徙联系起来,我也是第一次在迁徙的展览中看到这个概念。将“大学迁徙”与“导师制先河”关联起来是否成立?是否可以认为中国高校的“导师制”诞生于浙大西迁之中?因为文献记载有: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远离城市,但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冶更为有利。学校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此举为国内教育界首创。如果真的是这样,浙大在抗战西迁时期推行的“导师制”,便具有了历史与时代的开创意义。

其二,陈列馆呈现了竺校长在美期间发表的论文,从1916年到1918年,竺校长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12篇,在美国一流学术刊物《每月天气评论》发表论文5篇(如下图,陈列馆所拍照片所示)。

竺可桢在《科学》发表论文统计表(摄于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

第一眼看到竺校长在美期间发表的论文,心里想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教授们,似乎都在争着抢着在《科学》杂志上发文章,当年的竺校长3年内连发12篇,着实有些不可思议,该《科学》是今天的《Science》吗?解说员回答不上这个问题,晚上经学生核实,此《科学》非彼《Science》。史料记载:1915年,中国留美学生创立了中国科学社,竺可桢成为该社的第一批社员和《科学》杂志的早期编辑,他为该杂志撰写了第一批科普文章,成为五四运动前积极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的先驱人物之一。看来是我想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此《科学》虽非彼《Science》,但却是真正的科学。从其开拓意义来看,这本《科学》并不亚于今天被人们极为“推崇”的《Science》,前者可视为中国学者在美国创办的中国科学“符号”,而今天的科学家做科普并不多见。

其三,陈列馆所陈列的学生课堂笔记、学术刊物、浙大校刊以及珍藏的部分学术论文皆为英文(如下图,陈列馆所拍照片所示)。我想当时上课使用的语言应该是英文,否则不会有英文笔记。研究大学迁徙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就进入了研究视野,其中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学什么时候开始中文教学的?展馆的史料进一步印证了之前的判断:直到抗战初期,中国大学的“西化”现象仍然非常明显,从教材到教学语言,再到课堂笔记以及试卷,大多是英文。随着大学大规模地迁往内地,这种“西化”现象才有了较大改变。正是抗战时期的大学迁徙,使得中国大学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落地生根”,部分大学开始用中文教学,才有了本土根基,大学才从“在中国的大学”开始向“中国的大学”转型。

1939年浙大学生笔记和论文(摄于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

其四,陈列馆记录了浙大在西迁途中所遭遇的两次轰炸。第一次是金华遇险。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又被迫踏上艰难的赴赣历程,向吉安进发。1938年1月26日,浙大师生正途经浙江金华,竟遭受日军三架重型飞机轰炸,师生虽幸免伤亡,却导致700多箱图书仪器被抛锚金华河面,险些损失惨重;一批师生虽乘坐火车得以出发,却被滞留在江西向塘的山间长达一周。第二次是宜山轰炸。1939年2月5日,地处宜山标营的浙大校舍,遭受日军18架飞机猛烈轰炸,投下燃烧弹、爆裂弹达到118枚之多。

浙大遭遇的两次大轰炸让人联想到的问题是:中国大学在西迁过程中究竟遭遇过多少次类似的大规模轰炸?研究中国大学迁徙史不难发现,抗战时期日本炸毁的很多中国大学,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和目的性,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极为罕见,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会以大学为攻击目标,发动如此具有毁灭性、持续性的轰炸。而日本从1932年的“八·一三”淞沪战役伊始,就集中对上海江湾、吴淞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劳动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以及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学等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大轰炸,导致多所学校被炸毁和毁坏。1937年平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如果当年的军事档案被解密,这些有“针对性”的野蛮行径也许会被彻底证实。

其五,文庙有一间专门的留学生宿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时住有4位留学生,其中2位英国学生,2位印度学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留学生参加了西迁,那么其他的迁徙大学是否也有留学生?我想这都是可查的。重走了多所高校的迁徙路,使我愈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大学迁徙这一课题有太多主题值得挖掘,如“导师制”在中国落地是否有中国大学迁徙的贡献?迁徙大学中的留学生群体还涉及哪些大学?他们为什么愿意与中国大学师生一起完成“文军长征”?

其六,讲解员特意向我们介绍了在浙大西迁办学中出生、随迁的后裔。今日的湄潭,经常有当年的浙大“西迁二代”来此专门纪念这段特殊的岁月,并以中国人最高礼仪——行跪拜礼缅怀逝去的先辈。曾有一位当年的浙大教授之子,生于湄潭,后随浙大回迁,退休之后又回到了这片故土,自发做起了志愿者,专门接待来此缅怀亲人的浙大后人们。这位老先生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叫陈天来。

陈列馆的领导说,就在我们来访的前两天,他们就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浙大西迁二代寻访活动。这样的浙大后代寻访活动越来越多,来访者以当年浙大教授后代以及当年浙大学生的子女为主,他们从全国各地过来,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二代们来到湄潭文庙、永兴古镇,重走父辈当年的上学路、回到当年父母住过的宿舍楼,在永兴古镇的教授楼上拍照留念,到文庙前浙大西迁纪念广场的“西迁办学纪念碑”寻找父母的名字,一点一点的寻找着与自己父母相关的浙大元素,这是一份源于上一代而传于后代的浙大情结。我重走大学迁徙路时,对“西迁二代”也有一定关注,但在湄潭听到的故事使我对这一特殊的西迁群体有了更深的感触:他们回到历史发生的地方,循迹父辈们的足迹,缅怀这段特殊的岁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父辈,传承西迁文化,是大学迁徙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23年11月浙大写西迁后代寻访团(照片来源于此次参访活动相关报道)

走出文庙,看到旁边就是湄潭中学,随口一问才知道,该校建于1933年,名为湄潭县立初级中学,1940年与西迁至此的浙大实验中学合并,改为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竺校长兼任该校校长,并以“求是”为校训。一所中学能够与浙大“联姻”走到一起,也算是一种机缘。湄潭中学刚刚举行了90周年校庆,陪同的地方领导说,这所学校借着与浙大的历史渊源与血脉关联,正享受着来自浙大越来越多的回馈。其实,很多西迁大学回迁之后,在当地中小学或多或少都留下了“种子”,如东北大学与三台中学、厦门大学与长汀中学、集美大学与大田试验小学等。

二、茶海里的浙大:

一所大学与龙井的茶缘

从承载着浙大西迁历史的文庙走出来,前往永兴古镇,侯校长一再建议我们参观一下湄潭万亩茶园,只好客随主便。临近茶园,远远就看到一个地标性建筑——茶壶,据说是我国目前最大的茶壶雕塑,荣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记录。汽车驶入茶园,穿越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茶海中,仿佛走进了人间仙境,翠山绿海尽收眼底。置身于这片绿色的茶海,竟有些不知所措,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纯粹的景色了。站在茶园观海楼上登高望远,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仿佛看到了东北黑土地的大片玉米田,看到了内蒙古和甘南的大草原。漫山满园的茶田由远及近,与远方的蓝天、群山以及民居默契地组合在一起,群山与蓝天相接,蓝天连着“绿海”,“绿海”之中穿插着“长条茶道”,浑然天成,随手一拍就已美不胜收。走在这自然的生态茶园之中,呼吸着带有泥土和茶香味的空气,让人瞬间神清气爽,忘记了工作中的一切烦恼。想来上午还在办公室推窗看大海与白城沙滩,下午已在湄潭登楼眺望万亩茶海。这种奇异的“人文”与“自然”的切换,竟让人有些亢奋。

湄潭万亩茶海(摄于观海楼)

湄潭是历史悠久的茶产地,可以追溯到西汉。没想到的是,从2020年开始,湄潭已连续三年荣获中国茶叶百强县第一,竟然排在了福建安溪的前面。原来在1939年,国民政府为了发展战时经济,需要在西南建立农业基地,于是农业部在湄潭选址建立“中央实验茶场”。1940年2月,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县永兴镇挂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机构。据竺校长日记记载,1940年5月7日,与胡刚复、蔡邦华等十余人参观茶叶公司与农业改进所,遇刘淦芝(中央实验茶场创始人,清华毕业、哈佛博士),了解制茶程序,有堆叶、卷叶、发酵、烘火及筛叶等工序。目前茶叶公司可产2300斤茶,主要产品为红茶、龙井和眉珍。1941年中央实验茶厂与浙大合作,将“湄潭苔茶”原料以浙江西湖龙井的加工工艺炒制,共同研发出新品“湄潭龙井”,于1943年正式发布。改革开放之后,“湄江茶”更名“湄江翠片”,后又改为今天的“湄潭翠芽”。浙大与永兴的茶缘就这样开始了,这一段历史将浙大与湄潭经济发展连在了一起。现在永兴生产的茶叶,很多被浙江收购,贴上杭州龙井的商标,可以卖上更好的价格,可谓一举两得,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回馈”。

同行的老师说,湄潭茶叶夯实了这里的地方经济,富了这里的农民,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有几亩茶园,一亩茶园每年净收入上万,从茶海周边的黔北民居就可以看出来茶农的富裕程度。如今的茶产业已是全程机械化,茶旅一体化,县政府正在着力打造湄潭国家农业科技园,这种茶区变景区的发展模式,正让湄潭因茶而变,因茶而美,因茶而富。

三、古镇上的浙大:

一所大学与几座老宅的情缘

如果说从湄潭文庙到万亩茶园,是从历史与人文切入了自然之境,那么,来到永兴古镇算是落入民间烟火中了。永兴是湄潭县下辖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充满了黔人的生活气息。1940年,浙大在遵义刚刚安顿下来,竺校长就要去重庆“受训”两个月。临行前,他将校务工作委托给张绍忠教授,并任命他为代理校长。张绍忠是早期留美公费生,1927年回国,先是应胡刚复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又应蔡元培之请到浙大创建了物理系。鉴于遵义无法容纳浙大全部师生,张绍忠作为“代理校长”,带着理学院胡刚复院长、农学院蔡邦华院长从遵义到湄潭寻找分部校址。在前往永兴途中,张校长冒雨走过一座小桥时不慎滑倒落水,幸亏紧紧抱住湍流中的一块石头,才逃过一劫,永兴分校就是这样“找”来的。1940年,浙大将一年级及先修班学生从贵阳郊区的青岩古镇迁到永兴。至此,这场始于1937年的浙大西迁才全部完成。

缕缕斜阳将整个古镇笼罩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古街小巷老宅间,岁月流转映往昔,不知传说着多少浙大的故事。接待我们的是曾在永兴文化站任职的张宪忠站长,地道的本地人,简直就是永兴的“活地图”。古镇目前保存下来的与浙大有关的建筑主要有教授楼、李氏民宅(学生住处)、欧阳曙宅(文艺活动场所)以及陈家大院的欠周斋。除欠周斋之外,其余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古镇昔日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已被拆除,只看到墙上的一副展板照片。据《湄潭县志》所载,万寿宫由客居于永兴的江西人所建,为古镇三宫四庙之首。浙大在永兴办学时,作为办公室、师生宿舍、教室、食堂之用,相当于湄潭的文庙。该建筑为三进四合院,后门有一片平地,浙大便将后门改为前门,并挂上“国立浙江大学”的匾牌。图片的阁楼叫九皇阁,是浙大永兴分部的图书室。

昔日标志性建筑万寿宫墙面展板照片(摄于永兴古镇)

参观的第一站是浙大教授楼。这是一栋古色古香的两层联排木楼,颇有江南风格。教授楼早已人去楼空,但却保存完好。当年的代理校长张绍忠来永兴落实大一学生宿舍、教室,正好看到张家在修房子,于是就和张家人商量,能不能让给浙大用。从一楼推门而入,有些灰暗,扶着楼梯上到二楼,豁然明亮,可以看到对面楼前的一个毛草小亭,赫然写着竺校长当年留下的新生寄语:“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栋木楼原是永兴商人张云甫、王正锡两家共建,后赠与浙大,成为教授们研究学问与生活的地方,解放之后又成为张家后人的住宅。参观完教授楼,让我突然想起今年初到四川三台参观东北大学旧址时,发现当年东北大学在三台的校舍基本被拆除,其教授楼旧址被租赁给一家餐馆。张站长说,2007年一位当年浙大教授的儿子来此寻访,说这是自己小时候的家,他竟然能把当年教授楼住的每户教授的名字说出来。

浙大永兴分校教授楼

第二站是李氏民宅,是当时浙大学生寄居的地方。这是一栋古朴的二层四合院,院落空间较为宽敞,门窗房梁雕刻十分精美,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此宅是湄潭保存较好的清代四合院建筑之一,也是明清时期贵州山区殷实富绅人家的经典民居。

张站长向我们讲起了一段浙大学子奚鹤如与李家小女儿李庆蓉的爱情故事。大一学生奚鹤如租住在李家,李家的小女儿在浙大读夜校,两个年轻人经常见面互生情愫,偷偷相恋。抗战胜利后浙大回迁,李家父亲反对两位年轻人继续来往,甚至扣压了奚鹤如给女儿的全部来信,导致两个人一度失去联系。但年轻人的爱情又岂是外力所能隔断的,故事的结局是:李家女儿寻得机会,独自离家出走,追寻心爱的人而去,最后与奚鹤如在福建安家,相伴一生。随行的一位老师听到这个故事深有感触,提到了他看过的一个以悲情结局的爱情故事,并为我们放了一首著名的爱情歌曲《假如爱有天意》。这首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词: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学不会遗忘。

第三站来到欧阳曙宅。该老宅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浙大资产保管室和部分后勤管理人员的宿舍。张站长多年前曾经寻访到一位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后勤人员,老人名叫盛丙成,1922年出生,主要工作是发放油灯的菜油和其它一些日常用品。根据老人回忆,负责保管室的是竺校长的儿子,名叫竺士樵。可是2008年竺校长的儿子竺安夫妇重返湄潭,张站长向其求证,得到的信息是竺士樵并非竺校长的儿子,这个谜也就被迫放下,一晃就是多年。2017年11月,湄潭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开展“相约西迁二代,寻访求是足迹”的主题活动,在座谈会上一位名叫竺先觉老人的发言解开了这团迷雾。老人开口就说竺可桢是他的三祖父,他的父亲竺士樵是竺校长的堂侄,浙大西迁时在永兴负责行政事务工作,当时他与父亲一起住在永兴,他在当地永兴小学读书,张站长特意向我们提供了这位浙大二代写给自己的信函。

竺先觉老人的来信(由张宪忠站长提供)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陈家大院的欠周斋——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二层阁楼,一半诗情,一半画意。关于“欠周斋”的命名颇有意思。说的是化工系的郑家骏、王闻农和机械系的吴作舟,三人都是重庆南开中学出来的学生,因是投缘的老乡和校友,就一起租下了这栋民居的一个房间。有一天,郑家骏突发奇想,住在这里不可无名吧?三人姓氏正好是百家姓第二句的后三个字“吴、郑、王”,所以他提议把这间屋子叫作“欠周斋”。张站长还告诉我们,在二楼走廊的尽头,还有当年浙大学生写的一首情诗,之前修缮房子时无意间抹去了,之后又补修了回来,且在墙上发现了这首情诗的草稿。现在欠周斋墙壁上的字迹,是恢复原貌时用他2002年拍的照片贴上去的。现把这首诗抄录如下:“莫非密斯王,楼梯响嘹亮。迎风户半开,待月小楼上。”此诗是借鉴《西厢记》中崔莺莺写给张生的一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表达了年轻人对浪漫爱情的期盼。穿过空荡荡的阁楼,读着这份浪漫的爱情小诗,仿佛能看到一张张情窦初开的脸,是如此的青春模样。

欠周斋墙壁上的诗句(此照片摄于2002年,为原始字迹,由张宪忠站长提供。)

看完永兴古镇的浙大旧址已是傍晚,古镇的街头巷尾飘散着各种美食的香味,院户门前和小店里聚集着吃饭的人们,悠然、闲适而愉悦。一行人随意来到一家街边小店,享受到了本地款待客人的标配——蹄膀火锅。湄潭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杨懋舜主任专程从湄潭县城赶来款待我们,他曾任永兴镇书记多年,对古镇了如指掌、一往情深。一边吃火锅一边与杨主任、张站长交流,仿佛是在课堂上听课,不断接收着永兴的浙大故事。现将聊天的内容记录如下:

第一,浙大的到来,改变了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张站长讲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游泳。按照永兴镇的风俗习惯,女子是不能下河游泳的,男子下河游泳是不穿衣服的。当时的浙大有体育课要求,女学生都要下水游泳,由此受到当地居民的指责,而当地男子下河又不穿衣服,这又造成了诸多不便。于是由校方出面给县政府写了一份函件,声明游泳场为公用,当地居民无论男女都可来游泳,但要求下河游泳者必须穿衣服,这个事情很快就得到了县政府批示。此后,永兴的女子和浙大的女学生一样都可以下河游泳,男子下河游泳必着短裤。浙大与永兴区署的来往函之内容摘录及其原件照片如下:

1943年6月8日致函永兴区署:本分部于历年夏令时均在本镇附近永固桥上游一段河身内辟一游泳场所,以备学生上体育课时之应用。如地方人士对于游泳颇感兴趣,自亦可参加,因该河既为公有,本分部自不便据为己有,惟按本分部游泳规则,凡往游泳者,须着短裤,不得赤体。凡往游泳者应遵照此项最低限度之规定。乃近查有少数人士竟在本分部游泳场所内赤体游行,态度强硬,不受劝阻,意存捣乱,殊属非是,相应函请查照,发一布告,张贴于该处,严令禁止为荷。

永兴区署接到公函后,及时函复相关整治方案给浙大永兴分部,并于次日(6月9日),张贴出两张盖上七区区公所公章和区长陈武山亲笔签署的布告:查本地游泳场所原系国立浙江大学所开辟,以备学生于上体育课时之应用,如地方人士对游泳感兴趣者,亦可自由参加。惟须依照该校最低限度之规定:凡入场游泳者,必须穿着短裤,不得赤身露体,以重风化。乃近有不肖之徒,每于前到该地游泳时,不但违背规定,抑且赤身游行岸上,高度强硬,不服劝阻,殊属有碍风化。除饬本署警察员司随时查察取缔外,合行布告嗣后如有违背规定入场滋扰者,无论军民人等,准即扭送来署,以凭法办为要。

1943年6月8日 国立浙江大学永兴分部致永兴区署函

1943年6月9日永兴区署张贴出相关整治方案的布告(以上公函照片由张宪忠站长提供)

第二,浙大的到来,推进了当地人学普通话。吃饭时我们发现杨主任、张站长的普通话都讲得非常好,一问才知道这里面有浙大的功劳。永兴镇上的老百姓,之所以今天普通话讲得好,是因为最初浙大师生买菜时只能用“手语”沟通,由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于是当地居民开始学普通话。浙大师生在这里生活了七年,通过日常生活的交流,把普通话留了下来,并传给了后代。

第三,浙大的到来,带来了校外租房的热潮。浙大迁到永兴,虽然本地居民尤其是乡绅、商人最大限度地为浙大师生提供校舍,但毕竟条件有限。于是,在1941年到1945年,浙大部分学生兴起了租房热,使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更好地融入了本地生活,有的还在本地获得了爱情,如住在李氏民宅的浙大学子奚鹤如就和李家小女儿李庆蓉喜结连理了。其实,在民国时期,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很普遍,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内住宿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都在校外租房。

最后杨主任告诉我们,湄潭县和永兴镇正在打造“浙大西迁小镇”,真的很有创意,不禁让人赞叹!按照此逻辑,凡是西迁大学的办学旧址都可以这样做,福建的大田可以打造成“集美大学西迁小镇”,四川的李庄可以打造成“同济大学西迁小镇”,浙江的泰顺可以打造成“天津大学西迁小镇”,云南的澄江可以打造成“中山大学西迁小镇”,大理的喜洲可以打造成“华中师大西迁小镇”……因为旧址还在,历史还在,二代还在,但愿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学迁徙小镇”。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是值得永远怀念的历史。既然地方政府有这样的智慧,不知道这些迁徙的大学是否有配合的意愿?如果把这些小镇与这些大学“绑”在一起,做起来一定不会很难,因为这些大学几乎都是今天的“双一流”大学,也都是“不差钱”的大学,回报一下当年养育自己的老百姓,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我认为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但愿这些大学立即行动起来。拿永兴古镇来说,保护好古镇,就是保护了浙大历史,就是保护了中国大学迁徙史,就是保留了文化和文明。

此次永兴之行,不得不说一下陪同我们参观的张宪忠站长。他曾任永兴文化站站长、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1988年开始参与湄潭文庙的修缮工作,常年在大街小巷游走访问,寻幽考古,致力于本地历史与文化研究,也潜精研思浙大的西迁故事。通过遍访当年的亲历者、见证者以及当年的浙大后裔,最大化地还原了浙大西迁的真实历史,为收集浙大在永兴的故事做了很多“抢救性”工作。他对浙大在永兴的故事如数家珍,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都是他个人走访、考证所得。回想我在参观那些百年老校的校史馆时,大学生解说员经常被我问的脸红脖子粗,而张站长面对我的发问,总是对答如流,且有意想不到的延伸。他说“凡是我听到的传说,都要逐一核实,直到证据确凿。”真是令人钦佩,走的时候真是有点儿依依不舍,故决定邀请张站长参加12月8日在厦大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大学迁徙历史与文化研讨会”,希望张站长能够成行,届时一定能够“榨出”更有价值的史料。

近年来,我陆续走访了全国各地几十所高校的迁徙旧址,每到一处,都有当地人陪同,与他们一起交流既有收获,也常常让人感到汗颜。因为他们才是“文化人”,而且是有大情怀的“文化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完全是出于个人情怀与兴趣,可以称之为研究大学迁徙的民间高手。他们学历不高,地位不高,或原来工作于本地文化部门,或是中学教师,或是企业家,即使没有任何报酬,对此项工作也乐此不疲。他们对迁入高校的关注完全是义务的,不带有任何功利,认真、严谨而又执着,有的人已经默默做了几十年。例如,永兴镇的张宪忠站长,在三台重走东北大学西迁之路遇到的邹开歧老先生,在永安重走集美大学迁徙之路遇到的范立洋老师,以及在韶关重走华南高校西迁之路遇到的何昆亮老师等,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几乎就是我们开展中国大学迁徙研究的“活字典”。看到他们的执着,再看看身边每日为论文与课题“打拼天下”的博士生和老师,更觉得这些民间研究者弥足珍贵。每次调研能够遇到这样的民间学者,真乃幸事,将来有机会一定要给他们重重的写上一笔。如果每次都能遇见这样的“高人”,做大学迁徙研究也就容易了,那我就太高兴了!

结语

半天之行,略显匆忙,一路走来、听来、思来,收获颇丰。文庙,茶海,古镇,老宅;一座县城,一所大学,一个故事,一段青春。看浙大西迁旧址,听口口相传的浙大人的故事,在行走中品读一座古城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在茶海中捕捉自然生态的文化气息,在故事中触摸一些鲜为人知的人与物,真是幸福!

结束之时,虽然眼睛已经跟不上沿途所观,脑袋已经装不下随身所闻,但仍觉意犹未尽。于是当即表示再找时间带领整个研究团队重访。参观完湄潭,终于搞清楚了浙大在贵州的办学分布:一校三地,分别是今天的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找机会还要去遵义和青岩,乃至于下一篇随笔的题目也有了:浙大的贵州岁月:一所大学与贵州大山的血缘与情缘。(致谢:厦大教育研究院博士后贾佳和永兴古镇张宪忠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