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在民族危亡之际，一群茶界的先辈和脊梁，因为一座茶场，汇聚于贵州这片深情的土地，把茶叶铸成一座抗战信念的丰碑！今年，这座茶场落户贵州85周年了，这段厚重的历史，值得我们用心灵去感悟和怀念！谨以此文，深切纪念刘淦芝、李联标、叶知水、徐国桢、朱源林等诸位先生，这些湄潭中央实验茶场的创立者和建设者，这些中国现代茶科技的先驱和现代茶业的开创者！感恩75年来，王正容、刘其志、牟应书、邓乃朋、吴贤才、夏怀恩、孙继海、冯绍隆、汪桓武、申学华等新中国黔茶泰斗和精英们，正是他们杰出的成就，黔山儿女已将茶叶写成一段贵州崛起和与国复兴的传奇！黔茶大行于天下，盛兴于当代，造福于人民！

刘淦芝先生，中国著名茶学家、昆虫学家，中国现代茶科技的先驱，现代茶业的开创者，商业化农业改良的践行者，1903年7月29日出生于河南商城东关宝贝塘。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获得美国爱荷华州农业和机械艺术学院硕士学位。1933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昆虫学博士学位，回国任职全国经济委员会技正，当年底被派往祁门组织专员办事处，负责祁红产区改革，致力于“祁红产、制、销工作”。1940年出任湄潭中央实验茶场首任场长，兼职浙江大学农学院病虫害系教授。1943年受农林部特派，赶赴河南治蝗。1946年任台湾省特派员兼台湾省农林公司常务董事，接收日本在台茶糖产业，从此再未回到大陆。1947年获聘为台茶公司总经理，1949年改任台糖公司协理，兼农务室主任。1953年创办新竹种畜场。1970年创办台湾香蕉研究所。1975年正式退休，1992年4月9日逝世。

刘淦芝先生一生倡导“科学社会化”，即“科学发展必须与民生打成一片”，而他实现“科学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即是在湄潭形成的商业化茶业改良之路，他以商业化改良推动茶业进步，在中国茶业百年奋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吴觉农、胡浩川、李联标等先生一道，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茶科技的先驱和现代茶业的开创者。

一、百年奋进之路

茶学界认为，1886年是中国茶叶史的重要分水岭。这一年，中国茶叶出口量达到13.41万吨，为新中国以前茶叶出口量的峰值，至1949年下降到0.9万吨，而首次超越13.41万吨，则是在1984年，出口量达到13.93万吨。事实上，中国茶业的衰退应上溯到1835年，随着英国人以工业大生产的思维，在印度种下第一株茶苗起，中国茶业的衰退就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但从年代史而论，自近代以来，中国茶业的衰退则应该永远定格在1840年。从1840年至1949年的百余年间，中国茶人以勇挑国家民族时代重担的伟大历史自觉，踏上了漫漫奋进之路。1896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明令“机器制造外销茶叶”，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实业家张謇“为挽茶利”，组成以宁波候补道台郑世璜为团长，由陆潆、沈鉴少、吴又严、苏致孝、陈逢丙等8名团员组成的中国第一个官方茶业考察团，考察了印度、锡兰茶业。自此，中国以官方力量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茶业改良运动，以1914年云南朱文精，1919年江苏吴觉农、葛敬应，1920—1927年安徽汪轶群、陈鉴鹏、胡浩川、陈序鹏、方翰周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茶叶先贤陆续出国学习先进茶叶理论，借鉴外国发展经验，提出了机械制茶、茶园改良、茶叶培训与教育、组织农民等等主张。1907年南京江南植茶公所成立，1909年湖北羊楼洞茶业示范场成立，1910年江西宁州茶业改良公司成立，随后四川灌县通商茶务讲习所成立，1915年安徽祁门示范种植场成立……这一时期，南方产茶各省基本上都成立了不同层级的茶业改良场（示范场），开展了茶业改良运动的实践，其中最具影响的有祁门茶业改良场、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和福建示范茶厂。

祁门茶业改良场，1932年7月，吴觉农任场长，1933年运销合作开始，年底刘淦芝着手祁红产区改革，1934年7月胡浩川任场长，1936年开始施行统制运销，1937年抗战爆发，进入保管状态，至1945年茶业降至最低点。湄潭中央实验茶场，1940年刘淦芝任场长，1943年李联标主持场务，1945年林刚任场长，1946年朱源林任场长。福建示范茶厂，1940年2月成立，由张天福任厂长；1942年4月，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利用福建示范茶厂设施，正式建成东南茶叶研究所，吴觉农任所长，1946年改建为中农所崇安茶场，张天福任场长。

当时茶业的环境是复杂而艰难的。中国广泛存在的小农经济特性是较大的问题，土地分散、佃租较高、人民饥贫等等，农民及社会高度关注的是粮食生产，对于茶业发展是用力不足的。晚清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就曾说，中国茶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所注重在于他种农作物，故对于茶叶之采摘多漫不经意”。班思德等人于西方经济学看来，工业大生产（近代企业的原则）与小农经济环境是矛盾体的存在，工业大生产需要统一管理和运营的大基地，而中国广泛存在的小农经济条件下，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等，这些大生产所需条件势不可成。但是，英国工业化的发展无疑是激进、血腥和暴力的，如“圈地运动”，即可视为解决“小农”问题的暴力方式。按此逻辑，中国茶业也只能在解决小农经济问题后，才能迎来大发展的时代，否则，只能永远落后于英国操控下的印度、锡兰等国。因此，如何在小农经济环境下，找到一条产业大发展与小农利益相统一的茶业快速发展的道路，是摆在中国茶人先贤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当时的中国，政治腐朽、交通落后、抗战爆发、扶持力度弱等等，实难找到一处理想的道路探寻的安静之所，无数茶人先贤茶业改良丰满的理想，最终覆没于历史悲哀的烟尘！茶叶虽然是中国出口重要物资，在出口峰值的1886年全国茶叶产量也才达到25万吨，到1949年，全国茶叶产量已经锐减到4.1万吨。而同期的印度，1886年茶叶产量3.74万吨，1932年达到了19.853万吨。由此，以振兴茶业为主要目标的茶业改良运动，步履艰难，产业不进反退，进一步滑落于谷底。但中国茶人先贤勇于探索，敢于求真的奋进历程，及不计个人前途、勇于时代担当的家国情怀，却似幽暗世纪深冬寒夜里的一束光、一炉火，给中国茶业存续了希望和热量。

从当时中国茶人先贤的实践活动来看，大多数以出口为导向，改良茶叶品质，增加茶叶产量。这个时期，应该说刘淦芝先生参与的祁门茶业改良场和领导的湄潭中央实验茶场的茶业改良是两个亮点。1933年底刘淦芝先生到达祁门，组织实施产销合作。1940年1月，刘淦芝先生又在贵州湄潭以国家机构力量，继续探索和实践茶业改良，最终在湄潭以茶业为样本，形成了适合中国小农经济环境的商业化农业改良道路，颇具时代特点和较高历史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整理。

二、刘淦芝的改良方案

刘淦芝先生在1970年所写的《台糖退休记》中说，“科学发展必须与民生打成一片。这是我常说的科学社会化。”“我是相信，促进农业改良最有效的办法，是采用近代的商业方式，也就是农产商业化。”刘淦芝先生认为中国农民并不守旧，只要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方法，就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农产品。他在《1941年茶情第十二期》撰文《写在茶情第二卷后》说：“最后，为茶农进步。此可于本年茶青见之。本年茶青质量远较去年为优……吾国农民绝非守旧，其守旧者以新法于彼无益，徒滋扰耳”，因此他认为“近代企业的原则，在小农经济环境里，同样适用。”如此看来，刘淦芝先生的解决方案即“农产商业化”与“近代企业原则”相结合的商业化改良，是以近代企业原则按商业化组织模式主动适应小农经济环境，推动农业的大工业式生产，提高产业效率。这条道路有别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逻辑，英国工业化是在商业化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推动形成的工业化，其基础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即农业人口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和集中，统一管理的大基地的大量形成；而刘淦芝先生的方案，充分融合中国社会特点，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因地制宜同步推动和形成大工业式生产；是把商业化再到工业化的两步走，合并为商业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的一步走，降低小农损失与社会代价。商业化改良之下有三根支柱，一是生产组织问题，如人才培养、研究试验、示范推广、农民组织、耕地集中等等；二是农业装备及设施问题，如机耕、水利、水土保持、土地整治等等；三是龙头企业问题，如资金实力、组织能力、政策稳定等等。这条道路，其实质是集“资科工贸”于一体，以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为抓手，把科研直接建在企业上；企业专注于产品的生产和营销，而把基地彻底交给千家万户。这个架构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就在于：在中国小农经济环境里，不需建设直属大型基地，只需把广大农民作为大基地员工的一员，采取“近代企业的原则”和“近代商业的方式”，按标准直接采购农民手中的原料，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从而解决民生问题。这个架构的核心，就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中心，把中国基础庞大的小农群体视为产业发展可利用的有利条件，用资本、科技、工业和商业相结合的方法不断提高产业效益，而不需要以损害小农利益为代价，实现资本收益。

在这个架构之中，科技的创新和技术的应用是起引领作用的。他在《台糖退休记》中说“有糖试所给公司撑腰，相信任何困难，均不足为虑”。这个架构的动力就是企业，要能够完全消化农民手中的农产品，让农民放心种；技术事务和设施改造则由企业牵头规划和完成，加工与贸易由企业负责。刘淦芝先生选择产业实践的切入点，也是首要考察企业的因素，《台糖退休记》记述“其他农林渔牧却是奄奄一息，萎靡不振的样子。我不愿转入台糖，就是希望促成农林公司的成立……农林事业，得以早日恢复原状。”“经台糖主管亲约了五次，才考虑变更初衷。”这个架构稳定的基础是广大农民，只有保障农户利益，这个架构才不致崩塌。而这个体系能够稳定运行的前提，则在于完全按照商业化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利润分配，各个主体都能盈利，并建立保证价收购制度。

这与现在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极为相似，也是在小农经济环境里，通过龙头企业的作用，以利益为纽带，联结农户，发展产业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目前提倡的现代农业的接二连三，也可看作是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不同之处是更加强调农民在二、三产业增值中能够分配更多的产业利润。

三、在祁门的探索

刘淦芝先生的商业化农业改良，究其源头，是在安徽祁门茶业改良场以茶业为样本完成的初步探索。1933年，祁门茶业改良场已着手运销合作的探索与实践，刘淦芝先生回国不久，即以经济委员会技正的职务，被派往祁门组织“专员办事处”，负责祁红产区改革，致力于“祁红产、制、销工作”，大力推动产销合作，减少中间环节。1935年祁门茶业改良场“由专员办事处主持，处内组织，分总务技术二科。技术科下分茶业改良场、合作推广、练习员、包装改良、祁门医院、分级试验、机械实验厂等部分”，1936年4月1日，“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在安庆成立，其首要任务是运用统制运销的方法救济红茶”，同年9月9日，经济委员会撤出，祁门茶业改良场改为实业部与安徽省政府合办茶场。

刘淦芝先生在祁门茶业改良场的工作经历，是他农业改良的第一站，至少获得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初识和借鉴：

（一）建立统制统销，降低运销成本

在祁门，从茶青到达国际市场，有茶农、茶贩、分庄、茶号、茶栈、洋行、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等9个环节，层层盘剥，毛茶无利可图，茶农所得无几，任由茶树荒芜。1933年，吴觉农先生推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茶叶合作社——平里茶叶合作社，在祁门茶业改良场的带动下，当年盈利，“除制茶运输及装潢各项开支外，还获得盈余578元。”社员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不承担亏损的义务，这被视作运销合作的开端。但在两年之后，低买高卖模式下，无法保障农民利益，却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1936年起，政府介入，“皖赣两省认定红茶业有急起救济之必要，原欲从改良生产入手……惟有同时改善一般红茶之运销……利用两省最近完成之交通工具，直捷运输，以免除以往之绕道……以革除中间人索取陋规、高利贷放款、减价竞卖及种种把持操纵之恶习”，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在上海设总运销处，延聘中外茶师，组织茶叶品质评定委员会，平衡市场价，茶价无由抑勒，洋商亦不致被人欺蒙。”直接与洋行合作，并向茶号低利率放贷，由政府组织力量负责产品运输，较大幅度降低了中间环节费率及祁红成本。1937年5月，由实业部发起，与皖、赣、闽、浙、湘、鄂等省联合在南京成立中茶公司，1938年6月财政部颁发《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大纲》，“对全国茶叶进行统购统销，以供抗战军兴之需。”，中茶公司作为全国统购统销平台，成为抗战时期民国政府以茶叶换物资的重要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提升加工能力，加大市场供给。

1934年，刘淦芝先生提出和倡导了“机器制茶及室内萎凋”，经济委员会预算支持，胡浩川先生任厂长后，借调江西修水实验茶场冯绍裘先生开始机制茶试验，刘淦芝先生委派严庚雪先生协助，1936年祁门夏茶机制成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大了供给总量。

四、在湄潭的形成与实践

需要强调的是，刘淦芝先生的商业化改良，是在湄潭以茶业为样本成熟和形成的，正如他在1989年3月4日写给湄潭茶场场长的信中所说：“台猪在日市能与欧美争雄，虽系台糖之功，然实导源于湄潭。”1939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半壁江山已失，重要产茶区或沦陷，或孤悬敌后，民国政府为发展抗战经济，稳定茶叶出口，急需建立新的茶叶科技中心及战略后备基地。1940年4月湄潭中央实验茶场正式成立，刘淦芝先生出任场长，这是自抗战起，全国最早的国家级茶叶科研和生产机构，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茶叶科技的中心和圣地。

湄潭中央实验茶场从成立之日起，即根植于落后的贵州山区，这是一个小农经济更为典型和落后的地区。当时全县涉茶农户9190户，茶园面积1.233万亩，户均茶园1.37亩，全年产茶11.51万～13.50万斤，亩产水平9.334～10.949斤，当时全国平均亩产为45斤，可见茶叶生产力十分落后，茶叶不是农民关注和经营的产业；同时，湄潭地处黔北，交通相对便利，社会整体安宁，竹木鱼米丰富，物价基本平稳。这样的产业环境，为刘淦芝先生的商业化改良道路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开展了大量系统性工作，最终形成了以实现科学社会化为目的的，以科技为引领、茶场为龙头、农民为主体、商业为依托的，在小农经济环境下较为成熟的商业化茶业改良之路。形象地说，就是“商业为足、茶场为骨、科技为气、农民为体”，“四位一体，民生为本”的茶业改良之路，带动和促进了地方茶产业的发展。

（一）茶场为骨

1、构筑茶场阵地：在刘淦芝先生带领下，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在1940年4月完成1131.277亩土地收购，1941年领垦国有生荒地象山打鼓坡555.586亩，占地面积达1686.863亩的国家级茶叶科研中心基本建成。

其一，建立场部及完善科研设施。租赁万寿宫设立场部，建有图书室，茶叶检验室、标本室，在大、小桐子坡修建办公楼、昆虫室，在小河坎修建职员宿舍楼、工人宿舍楼各一栋，干部职工总数达93人。

其二，建立国家级示范茶园。1940年，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先在大小桐子坡周边垦植了62亩茶园，但其规模无法满足科研需求，1941年便在象山山脉打鼓坡领垦国有生荒地，共种茶苗40万株，建成555.586亩标准化示范茶园，直属茶园达到了617.586亩，这是西南地区规模化成片茶园建设的开端。

其三，建立国家级茶树品种园。向全国13个省、235个县征集茶树品种，共收到197份，定植133份于桐子坡，建成面积约100亩的全国茶树品种园。全国著名茶学家、中国现代十大茶人之一的李联标先生在此首开茶树育种学的研究。

2、当年形成产能：湄潭中央实验茶场生产场地设于水府祠和万寿宫，建有炒茶、发酵、烘焙场所等，添置三桶式木质揉捻机4台、双桶式1台、压茶机1台。在大桐子坡建萎凋室、烘焙室。1940年4月12日，“湄红”“湄绿”试制成功。1940年1月，湄潭中央实验茶场与中农所在湄潭成立了合营企业“贵州联合茶厂”，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贵州联合茶厂的历史功能及作用暂无法定论，但生产经营活动均由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实际运营却是确实的。湄潭中央实验茶场是一家集科研与生产为一体的经济实体，科研直接为生产服务，又以生产促进科研进步。20世纪60~70年代，贵州茶叶研究所与湄潭茶场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科研人员立足生产，大搞科技革新，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当高。

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建场当年即投入批量生产，据《竺可桢日记》载：“（1940年）5月7日星期二湄潭……参观茶叶公司与农业改进所。遇刘淦芝……本年系创办年，故出叶不多。共用万斤青叶，制茶叶二千三百斤之数”，当年实际产量3560.15斤。场刊《茶情》有很多该场加工生产的记载，如，《1941年茶情第一期》记载“原定自四月十一日起收买茶青，嗣因茶农提早送青，乃提前于四月六日开始收买……截至四月十二日共计制成毛茶六十斤十三两”。1944年10月27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陪同下，参观了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制茶场地，盛赞“茶叶是中国对世界的五大贡献之一”。

3、广泛合作交流：刘淦芝先生与周边机构开展了大量交流活动，并推动形成了贵州茶文化的又一次高峰。当时贵州财政厅厅长是周诒春，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与刘淦芝先生是师徒关系；贵州省省长是吴鼎昌，抗战前是实业部部长，周诒春任实业部次长，是吴鼎昌的助手，他们对刘淦芝先生在祁门的工作是认可的，保持着良好的工作沟通，1941年领垦象山打鼓坡茶园，就是在吴鼎昌支持下完成的。当时县政府也相当支持和配合湄潭中央实验茶场的工作，刘淦芝先生在《1941年茶情第十二期》中写道“今年本场经费……久未领划，做茶期内设非县政府立为设法，代借三千元，则不但预定计划无法完成，而先期停止收买，更将失信于农民矣”。刘淦芝先生在祁门就倡办场刊《茶讯》，在湄潭创办场刊《茶情》，与浙江大学、武汉头等测候所、中央畜牧实验所四省边区防疫总站等在湄机构也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合作，1940年还以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场长的身份，兼职浙江大学农学院病虫害系教授。场刊《茶情》记录了许多对外交流的情况，如：《1941年茶情第六期》载“4月19日……自开始制茶以来，各界人士来场参观者极众，刘场长引领至各部参观”。《1941年第八期》载“4月21日……罗夫人偕彭夫人及姚女士到场，试炒‘龙井’”等。

1943年2月28日，他和浙大教授苏步青、钱琢如共同倡导，创办了闻名中外的“湄江吟社”。1943年诗社共举行8次聚会，写下258首诗作，其中近60首为茶诗，是贵州茶文化自南明以来，集中爆发的又一次高峰。

（二）科技为气

1、大力延揽人才：当时，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已集聚了李联标、叶知水、徐国桢、朱源林、金阳镐等国内40余位茶、桐、特作顶级专家，为寻事业持续发展，刘淦芝先生对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极为重视。

首先是建立练习生制度，公开招收有志于茶业的知识青年进入两年制制茶训练班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建功贵州、蜚声全国的著名茶人王正容、刘其志先生就是湄潭中央实验茶场的练习生。练习生都要给一位当时场内的专家做半工半读的学徒，王正容先后师从李联标、徐国桢先生，刘其志先后师从寿宇、袁可尚、李联标、徐国桢先生，都是从一线开始，熟悉每一环节，待练习期结束，通过考核，再授予一定职位。

其次是成立职业学校。1941年秋，刘淦芝先生和教育家江问渔倡议，由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和浙江大学联合创办“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设茶、蚕两科，学制3年。该校1943年8月正式成立，共办两期，茶叶科主任由李联标先生兼任，浙大教授兼任教员，共培养了100余名茶叶专业技术人才，后被贵州茶界尊称为“黔茶泰斗”，建设“万亩茶海”的首功之臣牟应书先生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其三是积极吸纳浙大人才参与茶叶研究，吸收浙大优秀毕业生到场工作。自1940年起，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就聘请西迁来湄的浙大教授陈鸿逵、梁庆椿、副教授杨新美、讲师葛起新、助教姚媛为科学顾问和质量监督员，杨守珍教授为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分析茶叶化学成分，陈鸿逵、杨新美等教授调查茶树病害。1941年秋，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寿宇、李成章、曹景熹等8名学生入职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工作。

2、锐志科学研究：湄潭中央实验茶场作为全国茶叶科技中心和后备基地，科学研究一直是其最中心的任务。刘淦芝先生在《1941年茶情第十二期》中说道：“本场虽以研究为主，而研究程序却以急需为先……一簾一笼，务求其当，半分半厘必得其精，非过于吹毛求疵，实欲求科学根据”，继而确定以茶树品种改良和茶叶制造技术研究为重点，在茶树栽培、品种、病虫害防治、茶叶加工及茶经济等各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1940年4月，成功研制“湄红”“湄绿”茶，其品质得到制茶大师冯绍裘先生高度评价，“湄红”也开创了贵州首产红茶的历史；刘淦芝先生1940年至1943年间取得了“世界茶树害虫名目”“中国近代害虫防治史”“湄潭茶树害虫初步调查”“中外茶业文献索引”等成果；李联标先生主持了全国茶种征集与比较研究，取得了“茶树育种问题之研究”重要成果；1939年叶知水先生在务川县发现野生大茶树，1940～1941年李联标先生又在务川等地发现野生大茶树，拉开了我国世界茶树起源实证化研究的序幕；1941年徐国桢先生完成了“茯砖茶黄霉菌的研究”，被业界尊为“金花之父”；1943年寿宇完成“湄潭茶产调查报告”；1947年李成章完成“茶树栽培八年试验总结”等。

根据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张其生老先生的研究和统计，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在1940年至1949年间，取得了50多项重要科研成就，李联标先生曾择其要点总结说：“一，全国茶树品种资源征集与比较研究，通过这项研究，对全国茶树栽培品种的类型分布及其主要特征，有一个初步轮廓的了解。二，在贵州最早创制了工夫红茶。三，对贵州茶树害虫最早进行调查研究。此外，贵州的大茶树也是由该场的研究人员最早发现的。”[27]这些研究成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贵州茶叶技术发展影响至远。全国茶树品种资源征集与比较研究为贵州成功选育“黔湄系列”茶树良种奠定了基础；红茶的研制，创立了“湄红”品牌，又发展演变为“黔红”“遵义红”，目前贵州省主推四大公共品牌中，唯一红茶品牌即为“遵义红”；茶树害虫的研究成果为现在茶树虫害防治奠定了基础；而野生大茶树的发现，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成果，影响更大。

（三）商业促农

1、产业持续发展：在典型的小农经济环境下，谈论发展茶叶生产，尽快形成产能，除以科技的措施改良茶叶品质外，生产及农民的组织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湄潭中央实验茶场生产所需茶青，都是从乡间农户手中收购，通过茶青收制，增加农民收入，带动湄潭茶产业的发展。湄潭茶叶产量从1944年的62.5吨，提高到了1948年的77.6吨。而同期的中国，从1943年的约35万吨却锐减至1949年的4.1万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带农增收明显：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在场部设立茶青收购总站，在各重要产茶区设立茶青收购分站，如第一分站大庙场，第二分站新寨……总站及分站茶青收购辐射半径为10公里。在茶叶生产季节，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就会组织人员分赴各茶青收购点，收购的茶青以一芽二叶为主。1940年春，收购茶青10235斤，1941年春，收购茶青14852斤（折合老斤13367）……《1941年茶情第六期》记录宣传漫画载：“妈妈带去七斤茶，拿回票子四元多……这点茶叶若是自己做，做出茶叶只卖一元多。”《1941年茶情第十二期》收录有“茶价比较”的文章，说茶商“茶价是毛茶每斤二元二十两称”“土制毛茶也得四斤生叶子做一斤，这就是说要八十两生叶子做成毛茶后卖贰块钱”，湄潭中央实验茶场是收购茶青16两称，按湄潭中央实验茶场1941年收青平均价格0.579元/老斤（1941年茶青收购总支出7735.66元）计算，折合到两为0.362角/两，80两茶青茶农可得收入2.896元，卖青茶农收入增长44.8%，还省去了劳力和柴草的消耗。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当时已有“湄红”“眉绿”“玉露”“黔绿”“龙井”“桂花茶”等8个茶叶品牌，其产品直接对外销售，没有中间环节的滋扰。通过商业原则，农民获得了实利，茶场增加了产量，各取其利，百姓种茶积极性得到提高，湄潭种茶卖青之风由此而起。如当时永兴冯庆丰，就在永兴场东北的狮子山与断石桥之间买地种茶。

3、产品供不应求：从目前查到的记录来看，1940年实际产量3560.15斤、1941年3858斤，已有就近内销的记录，据《1941年茶情第十期》记载：“……去岁出品经各方争购一空……现各界来函预定去极众，预料今年出品又将供不应求也。”据湄潭中央实验茶场1942年6月17日《函索茶款49元》档案记载：“函遵义浙大卫士容：谨启者，查前送龙井一斤价40元，去年并有湄红一斤（发票860号）价9元。均请便☐，以资结束。此致卫士容先生”。这应与当时抗战形势相关，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攻占缅甸，出口通道除驼峰航线外基本已被封锁，全国大部分茶场茶叶均开始转向内销。

五、在台湾省的多产业运用及成效

（一）矢志农业改良

1947年，刘淦芝先生兼职台糖公司，做了一年多“做事不拿钱的顾问”，1949年正式入职，任公司协理兼农务室主任。他“对台糖始终感觉十分满意”，是因为台糖支持他商业化农业改良，为他实现科学社会化的人生理想提供了舞台。他说：“假若没有台糖的气派，没有台糖的资力，没有台糖的安定，没有台糖的组织，决无成功的希望。”“证明近代企业的原则，在小农经济环境里，同样适用。”让他感到“理想能有机会试验，是人生最大的幸运。”[9]刘淦芝先生在台湾工作29年，把其中的23年贡献给了台糖，在台湾省，他成为甘蔗农业的代名词及精神领袖。至上世纪90年代，台湾省糖业公司联结了75万亩基地，建有36个糖厂，号称全世界最大糖业公司。

（二）力耕农业环境

刘淦芝先生率先在台湾省建立农业研究及推广评议制度。在公司内外广泛聘请专家学者为评议员，台糖研究成果迅速转化，服务于生产，使台湾省甘蔗生产技术达到了同期世界先进水平。1963年，刘淦芝先生辞去农务室主任一职，成为台糖试验所第三任所长，创造良好科研环境，“糖业试验所的风气，能够逐渐转变，因为是学者所愿望的生活安定，工作便利及学术交流，年来还能小有改善。但是这点小有改善，别的机关也不容易办到。”[9]。在他退休时，糖试所特赠予一本“签名纪念册”，卷首即糖试所同仁给予的评价：“协座淦公，望重誉隆，兼长糖试，八载薰风。宏图始奠，恨未有终，杯酒惜别，聊志寸衷。”

刘淦芝先生为台湾农业科技领军人物，在科研方面成果丰硕，取得了中华蝉谱（1970年）、《中华古今蝉话》（1990年）、《中国古代昆虫学史》《夏威夷与台湾糖业比较硏究》（1948年）、《香蕉通论》（译著，1974年）、《糖猪发展史》（1975年）、《中国民间治虫采访录》（1980年）、《二十年前台糖农务》（1978年）等众多科研成果。[31]

在生产组织和农业装备及设施方面，刘淦芝先生健全蔗农组织，改良制糖技术，着力甘蔗品质改良，推动耕作机械化，减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他还利用制糖副产品用作养猪饲料，利用猪的粪便用作种植甘蔗的肥料，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带动科学专业养猪，使台湾省成为20世纪国际上养猪技术先进的地区；利用台东糖厂原有资源，在台东开垦河川地，在山区荒地种植凤梨，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凤梨加工厂，1956年前后带动了台东经济腾飞。

（三）提升后备质量

刘淦芝先生建立了台糖农务人员的培训制度。新招录的台糖农业干部，都必须经过“实习员”这个阶段。甲种为大学毕业程度，乙种为高级农校毕业程度，实习员通过短期专业培训后，以18个月为限，都到农场田间地头实习，从甘蔗种植到采收，独立操作，实习期满后，再分派正式的工作岗位。实习员成为台糖公司农业干部的主流，称之为“台糖农务黄埔出身”。60年代英年早逝的台糖公司总经理郁英彪，就是第一届甲种农务实习员。此外台糖还设有甘蔗技术训练班，修业期限22个月。

（四）维护农民利益

刘淦芝先生早年趣在文学，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读《复活》一书时，觉得文学于民生无补，不可以为业，认为减轻小农痛苦，是极有意义的职业，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就选择了昆虫学。在台糖工作时，国际糖价极不稳定，为使农民保持种蔗意愿，刘淦芝先生采取改善分糖比例，建立基本蔗农及保证糖价等制度，提高蔗农收益，促进台湾蔗糖事业繁荣稳定。

六、时代意义及对贵州茶业的影响

刘淦芝先生的商业化茶业改良，在贵州践行了10年左右的时间，颇具时代意义，对贵州茶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趟出了一条产业大发展的可行道路

通过商业化农业改良证明：在小农经济环境下，实现产业大发展是完全可行的。这条道路尊重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基本现实，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中心，商业化、工业化为组织原则，产业各环节均受其利。因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卓有成效的商业化茶业改良，贵州及湄潭茶业在民国时期取得较大进步，人才储备工作扎实，为新中国贵州茶业大发展蓄存了较大势能。

（二）趟出了一条带农增收的可行道路

通过商业化改良证明：在小农经济环境下，只要农产品市场稳定且持续，农民增收致富就是现实可行的。20世纪40年代，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在贵州湄潭大开收青制茶事业，卖青茶农收入增长44.8%，从那时起，就在贵州农村埋下了种茶卖青的火种，直接点燃了40年后因茶闻名、因茶致富的冲天之火，贵州成为全国茶园面积第一大省，湄潭连续四年蝉联全国茶叶第一县。

（三）趟出了一条发展茶工业的可行道路

通过商业化改良证明：在小农经济环境下，落后山区发展茶工业是可行的。刘淦芝先生充分结合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利用湄潭盛产竹木的地利优势，设计和制作木质加工机械，用于生产，是贵州茶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基础上成长壮大的湄潭茶场，发展成为全国六大茶叶加工基地和全国八大出口红茶基地。

（四）储备了一大批贵州茶业专业人才

湄潭中央实验茶场的40余位大师，在抗战胜利后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奔赴全国，在各条战线上建立功勋，但培养的练习生和职校的毕业生大都留在了贵州。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王正容、刘其志、牟应书为代表的“湄潭中央实验茶场新生代”，在各自领域都成长为全国闻名的专家；他们“传、帮、带”，在较短时间内又培养和扶持了一大批茶叶专业技术人才，如邓乃朋、吴贤才、夏怀恩、孙继海、冯绍隆、汪桓武、申学华等新中国黔茶泰斗和精英，全省3000亩以上国有及集体茶企都是由湄潭茶场指导建设，技术干部奔赴全省茶区，举办茶叶各类培训班。[23][29]现今全省700万亩茶园、5700余家茶企，无一不闪动着湄潭中央实验茶场的背影。王正容、刘其志、牟应书等诸位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匮乏的年代，毅然承担国家历史使命，勇于科技创新，湄潭茶场发展为全国知名茶场，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被茶界尊为“黔茶泰斗”。他们的贡献，在于贵州，更在于全国，无愧于“国茶精英”的称号！

致歉与诚恳

因为刘淦芝先生抗战胜利后去了台湾，再未回到大陆。关于他的资料，掌握得非常有限，文中难免有错漏的地方，在此致以深深的歉意！并诚恳希望得到同仁们的提醒和协助，共同考证、还原和借鉴那段让我们敬畏和感恩的历史！